一个多月前，照例通宵加班。
快凌晨的时候，茶水间突然传来大平的惊呼：“快看！下雪了”，有人开始往窗口聚拢。我边走边想，都三月了，怎么还会下雪？
天色微明，楼下薄薄一层白色。再仔细看，原来是院子里的玉兰，已经不知不觉开了。“玉兰花怎么又开了？”，大平有点不好意思，边擦眼镜边讪讪地咕哝，“喔，我们这吭哧吭哧，都一年多了。”
可不是嘛？时间过得真快。纪录片制作周期动辄一年，作为离法定退休年龄只有5年的人，每次看到玉兰花在眼前盛开，心中总会有一丝异样感觉掠过。
去年元旦假期结束，《风味人间2》开始建组，满世界寻找导演，最后到岗的有和我曾经一起工作过的，也有第一次合作的。大家和从前一样，培训、看书、找题、写大纲、实地调研，一个小制作公司，能够这样，把之前天各一方的人聚合起来，按照统一的模式推进流程，我还是挺有信心的。
大平是这个节目的制片人之一。在《风味人间》第一季，她是分集导演，相信不少人，对她镜头下的牧民转场故事和镖旗鱼瞬间还有深刻的印象。不过第一季结束时大家打趣说，她的节目质量和儿子的学习成绩刚好成反比——常年出差的大平，儿子虎仔正上小学三年级，我亲眼见过这位小朋友，在剪辑台旁边上网课补习。
这一季让大平做制片人，出发点是希望她坐镇北京掌控全局，也能抽出更多时间陪陪儿子。不过，后来她出差的频率并没有明显减少。所以直到今天，每次见到她，最好奇的是虎仔成绩到底怎样了？但我真不好意思问。
估计大平也不想告诉我
今年，是李勇收获的一年。春节期间，勇哥担任总导演的自然类纪录片《蔚蓝之境》，历时五年半制作，终于在央视播出，并且收获好评多多。之前，他曾经和我合作过，《风味人间》第二季，我希望勇哥能够把更多的经验与大家分享。
勇哥热爱自己的职业，喜欢阅读，是个闷骚的文艺青年。担任总导演后，从节目分集方案起草、前期拍摄，到解说词撰写，甚至后期调色，勇哥都亲力亲为。因为出生在齐鲁姜葱大地，勇哥知书达理、以德糊人，特别稳当。比如，第二季原本计划和第一季一样，七集内容，加一集花絮。勇哥心里不踏实，主张单做出一集用来“备份”，多稳当啊？结果拍着拍着就变成了八集，累死个谁。
不知此时勇哥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
我说这些，是想表达，相比第一季，我在精力付出上轻松了很多，这是因为大平和勇哥帮我分担了许多工作。看到年轻人快速成长，独当一面，这是比平稳完成节目，更值得喜悦和欣慰的。
当然，过去的十六个月，我们还是经历了不少波折。
这次的播出日期，4月26日，对于团队来说确实是个有意义的日子。三年前的今天，稻来纪录片实验室成立。一群人聚合在这个工作室，尝试在商业纪录片领域做点事情。理想总是丰满的，但现实多少有些骨感。
正式开始做美食纪录片，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。它源于我的爱好，但在创作的过程当中，每一次都会同样经历煎熬。商业纪录片的市场化特质，让我们必须在一定模式框架下运行，但创业容易，守业难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看似重复的套路里，每次都能给观众带来新的惊喜。
有次和作曲阿鲲聊天，希望他对某段音乐既保留一些原有的符号特征，又能让人耳目一新。阿鲲搓着手说：“这几乎不可能，从0到1叫耳目一新，这是质变；从1到2，这叫量变。”我们实际上从第一季到第二季，就是个量变的过程。但人总是这么复杂，既要求稳，又要求变。既不想失去原来的观众，又想通过变化吸引更多的人群。
工作室诞生于互联网时代，而我们这些核心主创又都是从传统媒体过来的。在拥抱新事物的过程当中，总伴随着无数纠结。无数次徘徊在传统纪录片，与所谓网生纪录片，以及现在的短视频之间。有时很想迎合现在年轻观众的胃口，但反复试验，仍很难跨出那一大步。如同一个从事京剧表演三四十年的人，突然去改唱嘻哈，不是技术问题，是自信的问题。
和从前不同的是，我们现在唯一要负责任的是观众。我们非常清楚，一个小制作机构，一旦没有了观众，就没有了价值。我们的长项是专业制作，希望能够把最诱人的美食加上精彩的故事，传递给观众。所以，在新的一期节目里，我们在制作手段上做了一些新的尝试，但我觉得这不值一提。我更在意的是不变的部分——对专业主义精神的仰视。
在选材上，寻找到八个有趣的切口，可能就和我之前做过的任何一部美食纪录片不同的地方，最开始还有些担心素材不够，最后我们发现用50分钟的篇幅，讲完一种食物，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任务。其中最大的原因，还是人类的差异太大。
比如日本人吃螃蟹，要把螃蟹处理的精致到变态：而美国人吃螃蟹，则是只取其中几块肉，剩下的都不要，其中就包括中国人最不能忍的膏和黄，多可惜啊。再比如，同样是蛋与肉泥的结合，英国人用肉裹上蛋油炸，滋味不错；而在武夷山区，家庭主妇能小心翼翼同时快速地把肉放到蛋黄的内部，这是多么有趣的南辕北辙。它不仅代表着人们的食物智慧，也暗含着他们各自的生活哲理，对人生，对天地认知的不同。
该说说这一季的内容了。
和以往不同，这次的八集，聚焦了八种（类）食物。我们希望观众看到，在这个星球上，不同地域、不同民族，对同一种食物，会有什么样的态度，他们处理食物的方法，享用食物的方式，分别与他们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关联。
最初，这一季《风味人间》有另一个名字，《撞食记》。这个精灵古怪的名字，来自我们的总顾问沈宏非，取意源自撞色或撞衫，有一种不失尴尬的会心——正如人们面对美食的时候，既有相互瞧不上的智慧，也有心有灵犀的不谋而合和异曲同工。
在现实生活里，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人们为了口味差异发生的争执，有着各式各样的鄙视链。诸如豆花的甜党与咸党之争，粽子里该不该放肉的讨论……我是一个口味边界非常模糊的人，在味道这件事上，个人的态度非常明朗：一旦有谁觉得自己掌握了风味的唯一标准答案，只能说明这个人见识太少，并不了解世界的复杂和丰富性。
食物是平等的，对待食物的不同态度，不仅有社会学、人类学的意义，仅从风味的角度理解，见识、理解和懂得欣赏一种陌生的食物，都像发现了一个新的星系。
因为社会的进步，所有人都有了在公共空间表达意见的权利。互联网的出现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差异。但我个人总觉得，我们共同在这个世界生存，更多的时候是求同存异，寻找的是共识。
在参差多态的生活方式中，寻找人类对美食殊途同归的热爱，依旧是我们纪录片的主题。
从做纪录片到做美食纪录片，很多朋友都认为我把职业和兴趣爱好结合的完美无缺。其实任何一件事情，只有你深入进去，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。我在任何场合中，都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美食家，而是定位为一个对美食充满兴趣的人。对于我们的创作集体，我也是这样要求的，要做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人，要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。
有意思的是，在生活里，经常有人找我请教有关美食的问题，无论我怎么解释，他们都觉得我谦虚的有些矫揉造作。但我总会不厌其烦解释，美食和餐饮完全是两个行业，对后者，我真的是一个白痴。我不过是阴差阳错选择了纪录片作为自己的职业，并且误打误撞地凭借美食纪录片为人所知。
我们有幸生在今天这个飞速变幻的时代，几乎过不了多长时间，总有新的“蓝海”或者“红海”出现。众所周知，从十多年前开始，国家对纪录片产业多有扶持。与此同时，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，也促成了美食产业不断攀升。有句话说，在风口上，猪都能飞。而美食纪录片，恰好处于两个风口之上，它得飞多高啊？所以我很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的定位，从不敢自作高深。更不会因为能扇动耳朵，就以为自己真的会飞翔。
尤其是做美食纪录片，长时间的类似节目频繁出现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平台上，观众确有需求，但长期疲劳轰炸，也造成了收视的透支。尤其是国内外同行不断创新的角度，和不断精进的手段，无形中给我们巨大的压力。再加上目前国内纪录片观众的成熟度也是史上前所未有的，我们只能抱着一颗虔诚和敬畏的心，勉力为之，不敢有丝毫大意。
当然，回顾一年多的创作历程，最大的困难，出现在节目即将拍摄收尾的时候，一场疫情席卷了世界。
二月底，有天在吃饭的钟点，我开车路过帝都曾经热闹非凡的CBD，目所能及的，是一个又一个黑洞一般的餐厅。我们见证的这段历史，世界似乎是凝固了的。疫情对美食行业的打击巨大，同时也波及到了我们的节目。
我们的制作流程是，先做田野调查、拍摄故事，局部的美食呈现，都需要后期在餐厅仔细拍摄，才能获得最佳的视觉效果。但当我们进入这个流程的前夕，已经无法出差，甚至在北京也找不到一家可以拍摄的餐厅。好在过去积攒了一些做餐饮的朋友，让人感动的是，这些朋友为我们的拍摄单独选购食材，单独约厨师。拍摄时，只有开机的刹那厨师才摘下口罩……
团队自己也受到了影响。春节后，因为不能聚集，所有的剪辑会议都是在线上开的，沟通成本无限加大。每次去卫生间都能看到自己兔子一样的双眼，那是一天到晚盯着屏幕的结果。制作周期几近失控，北京宣布部分复工的第一天，东郊的一个文创园里，最早走进去的，就是与我一样年过半百的金牌解说李立宏，还有我们的音响总监凌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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