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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晓卿:王军和阿德

01

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:成年后,某一个偶然的场景或者声音,会将自己瞬间带回童年。

 

比如在南方一个小城拍摄,镜头里的深巷,墙砖因为日久风化,嶙峋地裸露在外。天还早,阳光只在很高的地方穿透树冠,落下些斑驳的影子。一个小学生自顾自走来,右手拿着一支粉笔,在墙上留下一道横线……坐在寻像器前的我,此时大脑会突然短路,眼睛聚焦到画线的那只小手,而画框边缘之外,已经换成了童年的自己。

故乡新汴河上的老船
 

因为相同的动作,儿时的我也常有。从我家到小学,十分钟不到的路程,我会用粉笔头,或是一块红砖,一直这样画过去,直到校门口。

 

可能因为我太淘气,五岁半不到,父母就把我送进了学校。沿南关大街向南,沿着一段矮小的围墙,有两组高低不同的立柱,立柱中间是铁丝编的两扇大门,这就是我的小学——灵璧县实验小学,当地人简称作“实小”。

 

差不多每次进校前,我都会在门口流连。这儿有一个茶水摊,桌子上摆放着用玻璃瓶灌的各色的糖精水,一分钱一瓶,有人喝完了,卖水的妇人会把瓶子口在桶里涮一涮,插上漏斗,再灌上一瓶。

 

夏天的时候,桌子下还会有一个箱子,里面是冰棒,白糖的三分,香蕉的(加香精和食用色素)的五分钱。茶摊还卖糖豆、瓜子、花生米,有些季节还有新鲜的菱角、山药豆和没去壳的鸡头米,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分钱一勺儿。

 

这一切,尤其是价格,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,是因为父母从未给过我零花钱,在学校门口,绝大多数时间,我是个眼馋的看客。就像罗大佑的《童年》, “福利社里什么都有,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”

 

穿过校门,面前是个操场,操场北侧是学校办公室,南侧有几排教室。靠近校门这排教室最高,山墙上用油漆写着巨大的美术体字:伟大的领袖,伟大的导师,伟大的统帅,伟大的舵手……万岁!万岁!万万岁!!!就是在这面山墙下,我认识了王军。

世纪之交的灵璧实验小学,图片拷自友人

 

02

那是一场普通的对峙,四个年纪相仿的学生,用言语挑衅一个叫王军的白净男生。显然这位王军是刚转学来的,因为三年级之前,我根本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人。说着说着双方眼看要动手。王军把书包放到地上,食指和拇指张开摆在胸前,左腿在前,重心压低,身体微微后倾,这在我们那里叫“式子”。

 

故乡多尚武之人,所谓“式子”,就是练功夫的人出手之前摆的华丽POSE,正如电影里霍元甲、黄飞鸿那样,平时我们打架没这些讲究,直接上手了,搞不了这么强的仪式感。

 

人群开始聚集,我流着鼻涕斜挎着书包,跟着一起看热闹。王军非常镇静,眼睛紧盯对手,脚步时而向左,时而向右,背景是那面写满大字的山墙。那四人个头更高,但还是被王军的气势震慑住了,带头的琢磨着占不到什么便宜,僵持了一会儿,他示意同伴撤退,走前还表达了“你等着”之类的话,这显然是为了挽回点面子。

 

王军看着对方走远,站直身子,在“万岁”面前做了一个收势,这才低头去捡自己的书包。太帅了!简直像电影里的镜头。就这样,我的生命里出现了第一个偶像。

 

这之后经常能看到王军,他太醒目了。比如语文老师会把同年级的优秀作文拿到班上朗读,念完会说,这是一班王军同学写的。学校广播站,王军是广播员,在《小玲玲爱唱北京地拉那》的歌声之后,总能听到他标准的普通话。纪念“5.7指示”,学校游行,王军总是排在“学军”队伍的最前面,肩扛着一把带刺刀的假枪,很威风——这让我看了眼红,因为我每次都在“学农”的队伍里,背着养蚕的筐筐,很逊。

 

那时的实验小学,老师学生加一起千把人,县城以及附近的孩子,大部分都在这里就读。王军的家,在西关外的化肥厂,父母是厂里的技术干部,他们家是因为援建从东北搬来,所以日常王军说的都是标准话。

七十年代灵璧县城的某次集会,图片来自灵璧县档案馆

 

现在回忆当年的实小,几乎都是室外的。对儿童来说,那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时代。我经常上学不带书包,有时即便带了,直到放学也不曾打开。小学,尤其是四年级之前,我对上正经课的印象十分模糊,因此更深刻的记忆也都在户外。

 

比如忆苦思甜,比如听援越抗美报告,还有各种出操和游行。当然最多的是文艺汇演,大同小异,套路严重,结束前总是三个女生的表演独唱,我甚至能清楚地记得曲目和他们的名字,杨琳的《我爱呼伦贝尔草原》、吴源源的《我为革命下厨房》和洪伟的《老房东查铺》。

 

王军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,他不仅可以自己表演杨子荣“甘洒热血写春秋”,还可以在呼呼呼哈哈哈的大笑之后到后台换身衣服,又和高家珍老师来一段《沙家浜》:“你待同志亲如一家,尽心调理真不差……”有板有眼,中规中矩。这一方面说明,王军本身有文艺天赋,同时也看得出老师们对他疼爱有加。反倒是和我们这些同龄人,王军没太多交往。

 

03

实验小学当时都是平房,我快毕业时才有了教学楼(详见《故乡地理·三蓬楼》)。之前建筑格局是这样的,北面是教学区,最南面是三排教工宿舍。我们没事儿,都喜欢在那儿附近瞎转,招猫逗狗的。

后来的实小已经被各种楼宇包围,摄于2009年

 

第二排一位老师家,有一个和我同龄的孩子(或许比我大一两岁),叫阿德,唐氏综合症患者。当然这么专业的名字当然是成人以后才有了解,那时我们都叫他“憨子”,这是老家话,意思是傻。每天阿德都被锁在家里,同学们都喜欢到窗口,隔着铁栏杆招惹他,让他唱《XXXX就是好》,或者跳芭蕾舞“常青指路”。

 

当年的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过分,经常一下课,就到阿德家找乐子。有次我正在窗前眉飞色舞,王军走了过来,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位偶像级的同学近距离交流。

 

王军很严肃,具体说了什么我记得没那么清楚,但两件事情今天还有印象:一个是他说我这样不人道。“人道”这两个汉字我认得,但我以为只能挂在县医院的影壁上,那是语录,“救死扶伤,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”,哪想到会用到自己身上?

 

另一个是,王军从兜里掏出了两枚两分钱的硬币,让我去校门口买四勺山药豆。不知道为什么,听他说完之后,我像被拍了花子一样,没有任何想法就去买回,交给了阿德。而且,更难以想象的是我居然没有偷吃。也就是从这以后,我和王军有了更多的交往,带他去过我家,我也去过化肥厂。

 

王军显然比我们这些同龄的孩子都要成熟得许多,但熟悉之后我知道他其实也蛮有趣的,有时候还很会搞笑。比如当时有一首歌,歌词是这样的:“走上打靶台,高唱打靶歌,革命豪情震山河……瞄得准来打得狠,一枪消灭一个侵略者”。

七十年代灵璧老照片,图片来自灵璧县档案馆

 

那时,正好有部电影《青松岭》上映,里面有一个富农,叫钱广,阶级敌人,搞破坏那种。一般来说,电影里的反面角色,都会被我们模仿。

 

王军不一样,他用前面的部队歌曲的旋律唱出来,变成了“钱广赶大车,一路卖私货,不是辣椒就是萝卜……”尽管知道这应该不是他的原创,但我真由衷地感觉到和王军的差距,他太“吊能抬”了,这是淮北方言,也可以叫“能吊抬”,总之是很粗口地夸一个人聪明能干。

 

可以这么说,在我的小学时代,王军就是灵璧县实验小学所有学生中成绩优秀、体格健壮和多才多艺的代表。我们每一个人从前填表格的时候,总有一项“在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”,我想王军的这一栏是肯定填不下的,他受到的表彰太多了。不像我,只能填某年某月,邮政有奖明信片活动,获三等奖……

 

04

王军的故事是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结束的。那是另一次殴斗,就在化肥厂旁边的农田里,他和村里的孩子发生了争执。和学校打架不同的是,乡下孩子每人手里都攥着一把小“抓钩子”(类似铁叉的一种农具)。当然,据说当时王军还是摆好了“式子”,但无情的抓钩子在他的天灵盖上钉下了三个深深的洞……

 

王军下葬的时候,学校的好几个老师都去了。我听到的说法是,王军的父母给他戴上了一顶帽子,而此前王军是从来不戴帽子的。

 

不久后,我也从实验小学毕业。第二年唐山地震,县城里到处搭满了防震庵棚。那年冬天,由于出奇的寒冷,很多人都从防震棚搬回了原来的住房,这时,阿德的故事也结束了——新年前夕,家人发现他赤身裸体冻死在防震棚里。

七十年代灵璧县城的某次游行,图片来自灵璧县档案馆

 

童年,早已成了记忆,但有时这种记忆的强大,会让你在成年之后,突然像遭遇梦境一样,时空错乱地回到记忆深处,甚至隐隐觉得,今天的经历,或许是童年场景的某种映照。

 

十几年前,我第一次把王军和阿德的故事写进了《故乡地理》,当时我正做一个关于森林的纪录片。看着屏幕里的故事,不知怎么就断片儿了。突然觉得,森林与我故乡这一代人的生长很像——在茂密的林间,每年萌发出无数个生命,有的因为先天不足而黯然夭折,有的因为木秀于林遭到风摧……它们的经历,难道不像我早年的伙伴王军和阿德?

 

于是我在文章里感叹道:“并不是每一棵幼苗都有见到阳光的一天,就像我,今天能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,不能说不是一种幸运。 ”

清明时节,田野里的荠菜都开了花儿

 

05

最近一次想起王军和阿德,是一个月前。

 

因为疫情,今年清明十分窘困。回到老家各种不易,刨除居家隔离,只有一天时间。一早起来,去符离集祖父坟前磕了头,离高铁发车还有五个多小时,我匆匆回了趟灵璧。

 

当时老家正经历一次“舆情”,北乡渔沟中学,一位住校生意外死亡,上了“热搜”。与同学和朋友见面,大家无一不在谈论此事,我听着各种各样的版本,大脑再次“短路”,不由的,又想起当年的人与物……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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